寄生草莓的英文俱樂部

純粹只是因為已經整理了捨不得就這麼扔了，貼在這裡當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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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是漢元帝時代送往匈奴和親的一個女孩子，大家對於王昭君總是充滿了浪漫的想法，許多戲曲都以王昭君為主角。但是正史中的王昭君和一般傳聞並不相同。我們就來看看，正史中王昭君的故事發生的背景。

漢宣帝死後，太子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

元帝即位後，漢朝由盛轉衰。宣帝是“中興之主”，但從元帝開始，西漢開始衰落，所謂“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元帝是一位怎樣的皇帝呢？史書上對於元帝的評語是“柔仁好儒”。
。“柔”是因為元帝性格柔弱、優柔寡斷的人，“好儒”則是因為元帝對於儒學的愛好。

元帝還是太子時，曾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謂“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見太子要用“純儒”，就嘆息說：“亂我家者，太子也！”但是因為懷念亡妻許平君，才沒有廢掉劉奭。但是劉奭的皇家教育，是以儒生為師傅，用儒經為教育內容，所以，漢元帝成為中國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

元帝時期，開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准。元帝秉棄霸術獨尊儒術，除了他本身深厚的經學修養外，主要是因為當時土地兼并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淪為奴隸，有的佃農，有的成為流民。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婪，天災頻繁，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只好放棄“霸朮”，純任德教，以期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實施的。

元帝以儒家標准選官用人，大幅增加太學博士弟子數量，並每年舉行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官職。因此，當時社會上流傳這樣的話：“遺子黃金滿籯（yíng，竹籠），不如一經。”可見讀儒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徑。

除此之外，發布的令和詔書，都必須引經為據。質問大臣，則窮究“經義何以處之”；大臣執法，則要求其“順經朮意”；如果大臣奏議上的語言不符合經義，則必然遭到嚴厲的批評。

由于利祿的誘惑，學習儒術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正是由于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業以動蕩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几十年。

不過，漢元帝以儒治國也留下了負面影響。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元帝廣用儒生之事說：“自是以后，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只圖保持祿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為官，為官者不能為治，士與吏截然兩途，這不能不影響到西漢后期各級政權的效能，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元帝強調以經取士，使一些只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搆。

本來漢宣帝臨終前，已給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史高、蕭望之和周勘。但漢元帝對蕭望之和周勘特別信任，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與蕭望之的嫌隙日深，這便為宦官石顯弄權提供了條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中，漢元帝始終依賴宦官，因為他認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形成龐大的權力集團。宦官石顯善于阿諛奉承，元帝可以稱心如意，為所欲為。其實石顯之流早有“外黨”，和外戚史丹、許嘉勾結在一起，還拉攏了一批見風使舵的儒臣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人，結成朋黨。還與長安豪俠萬章交往甚密。

本來身體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過宦官石顯來控制大權，結果大權旁落，迫使蕭望之自殺，周堪、劉更生被貶為庶民。
宣帝時期，隨著漢朝國力的增強，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漢匈關系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宣帝神爵二年以后，匈奴出現權力之爭，“五單于爭立”，互相不容；最后形成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的對立。

郅支單于自以為與漢朝距離遙遠，加之怨恨漢朝支持他的仇敵呼韓邪單于，就有與漢絕交之意，并且與康居王勾結起來，在都賴水（今恆邏斯河）畔興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爾）。

建昭三年，陳湯感到郅支將成為邊疆之患，調集各處屯田部隊和西域一些小國的兵力共4萬人馬，進攻郅支，獲得大勝。

郅支被殺之后，呼韓邪單于既為消滅政敵而高興，又畏懼漢朝的威力。竟寧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韓邪單于第三次入長安朝漢，并表示願娶漢女為閼氏。元帝也願意用婚姻的形式鞏固漢、匈之間的友好關系，就以宮女王嬙配他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