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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oganomics

“人民已經投票給穩定。”，當他的黨在11月選舉中崩盤之後，埃爾多安如此宣布。市場鼓掌為之慶幸，伊斯坦堡股市指數跳升，土耳其里拉兌美元上漲，這二者似乎都與滑坡逆勢而行。年終指標顯示GDP 成長呈現上升趨勢(upward trend)，從3％左右的速度升到接近4％。但企業的幸福感(euphoria )很快就消失了。穩定當然比混亂或是聯盟之間爭論來得好，市場似乎這麼說。但如果穩定意味著“更多的相同”，我們就不那麼肯定了。

這似乎是一個粗野的(churlish )反應。土耳其在過去15年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strides )，他已成為高品質的消費品可信賴的供應商，現在是歐洲最大的電視機和輕型商用車製造商。它的資本貨物通過德國的標準，同時也是世界第八大食品生產商和第六大最受歡迎的旅遊地區。在 250 個國際工程公司中，土耳其名列第四十三。

除此之外，土耳其的商業也被證明了相當靈活(nimble)。十年前該國的紡織業(textile industry) 觸底(foundering)，被東亞低價商品逐出市場 (priced out)，但是他發現利潤豐厚的(lucrative )的利基，他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提供歐洲高品質的商品。由於中東前景暗淡，土耳其承包商(contractors )轉向市場如俄羅斯和非洲。

AK黨對自己在通貨膨脹期間的帶領感到自豪，他縮減主權債務(sovereign debt )以及出口跳躍式成長（到2012年的過去十年間高達325％）。然而，這些都是過去的成就， 2002年至2007年土耳其的經濟以平均6.8％逐年擴大，但此後它一直較為波動(volatile)。在過去的十年中，平均每年增長是3.5％，每人平均收入在過去四年中幾乎沒有上漲。這同樣適用於出口。在過去十年間，除了一年以外，平均通膨都超出了央行所定的目標。

停滯的大部分原因要歸咎於全球商業週期的變幻莫測(vagaries )，土耳其貿易有60％左右的對象是歐洲，歐洲同時也占了土耳其外資的四分之三，歐洲大陸最近的經濟問題實在不是土耳其的錯，同樣的，中東的混亂(mayhem )也是如此，中東在十年前是土耳其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俄羅斯經濟的深度衰退(deep recession)，也同樣重創了土耳其經濟。俄羅斯是土耳其的能源和觀光的來源，同時也是土耳其的主要及農產品市場。土耳其與俄羅斯最近的政治爭吵(spat ) 更使得問題雪上加霜。

其他外部事件也推波助瀾，由於油價大幅下跌，土耳其的經常帳赤字(current-account deficit) 在十一月的過去十二個月之間縮減到約350億美金，是五年來的最低水平。即使如此，為了償還過去的外部赤字所進行的借貸越積越多使得經濟更加脆弱(vulnerable)。很多土耳其的外債(foreign debt)是美元，在里拉走弱之際，這也使得服務業相對昂貴。

經濟也同時受到來自內政的干擾，繁重的(onerous )法規使得小型企業難以做大或提升效率。世界經濟論壇，土耳其在世界經濟論壇對勞動市場效率統計中，在144 個國家中排名第131。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如果沒有實質性的(substantial )結構改革，成長乏力將會是常態。 “我們的新常態似乎是3-3.5％，”埃姆雷，一位經濟事務的專欄作家如此說。 “對於美國和歐盟或許還好，但依照我們的人口特徵(demographics )，3.5％ 是最低要求以保持失業率持平。”

土耳其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經典案例，也就是剛剛脫離貧窮國家行列，而試圖進入富裕國家會遇到的困難。他們可能像土耳其一樣，已經學會如何組裝汽車或洗衣機，促進農業生產力和調動資本和勞動，但他們很難透過研究、設計、品牌和營銷來增加附加價值。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高科技產品在土耳其出口的佔有率已經從2002年開始停留在2％左右。

馬丁·雷塞，世界銀行的土耳其董事，描述了從“know-who”經濟進化到“know-how”經濟所需要的轉變。他認為，關鍵是必須發展對制度變化有適應力(resilient )並且可以維持長期成長的機構。這是土耳其所缺少的，關係的重要性往往大於競爭力(competence)，私人持有的大型控股公司主導許多行業(sectors)，擠壓了小型的，更具創新性的公司。

“我們不是在一個中等收入的困境之中，我們正處在一個改革的困境之內。” TUSIAD ( 由土耳其最大的私人企業成立的智庫) 的首席經濟學家Zumrut Imamoglu 如此說。她看到的AK政府逐漸遠離支持經濟增長的作為，走向狹隘的為黨的自身利益提供服務。消費者和企業信心已經敲響了警鐘。

當土耳其經濟在2001年崩潰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制執行的補救(remedial 方案提供了有益的紀律，此舉也因歐盟成員國的希望而加強。土耳其隨後的繁榮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對國家支出的嚴格(stringent )控制，提高預算的透明度(budget transparency)，獨立運作的央行，以及逐漸開放和更有效監管的市場。但一旦IMF的補救奏效，歐盟對土耳其的加入態度轉淡，改革的動力(impetus )便減弱(wan)了。

在最近一篇由兩位土耳其經濟學家所合著的文章中指出，雖然 AK 黨政府一直保持值得稱讚的(laudable )財政紀律(fiscal discipline)，但在其他方面的經濟管理卻始終不見起色。 “曾經支持經濟開放的AK政府一旦變得足夠強大之後就改弦易轍了(about-face)，”他們寫道。 “漸漸地，執政幹部(ruling cadre)在法律上和實際上的控制力度加大，擴大了腐敗的和專制的(arbitrary)，和不可預知的決策。”

另外兩位經濟學家的論文說明了這一點。 2001年採用法律來規範政府採購(procurement )，提高其透明度，他說。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律的例外案例數量增長，通過公開招標(open auction)獲得公共合同的份額卻萎縮了。2011年之前，約有 44% 的政府合同被不負責任的官僚發包。

在政府裡面沒有朋友的生意不好做。一家土耳其最成功的建築集團(conglomerates)之一，具有一大疊國際合約、年營業額接近60億美金的建築公司，在 AK 黨上台之後還沒有得到任何一份政府的合約。有人說，這是因為他被視為與西方政府太過親密。同樣，擁有媒體的公司如果不聽話( toe the line)就會被排擠。多安控股擁有一些碩果僅存獨立的報紙和電視頻道，在十一月選舉結果發布之後，股價下跌了16％。

批評人士說道，在政府裡面有相對的連繫窗口的公司就能做得很好，不只贏得國家的直接合約，還能夠接觸到國有土地(state-owned land)相關案子的特全，在法規和分區變化之前就會在事前得到提醒。一個例子是 TOKI ，一家國民住宅(affordable housing) 仲介，AK已經把私人開發商變成合作夥伴。一位經濟學家說道： “這是一個利益循環，我給你公共土地，你建造，我們分享，這是回報朋友的好辦法。”

下跌(Slippage) 也是在土耳其央行 TCMB的獨立證據。這家銀行一般受到器重(high regard)，但近年來卻始終無法抑制(rein back inflation) 通貨膨脹，目前在9％左右，也無法制止土耳其里拉從 2010 年開始下跌到對美元只有一半的價值。許多經濟學家和商人將此歸責埃爾多安，因他曾公開糾纏(badger ) 央行維持低利率。他曾指控一位擁護(championing ) 高利率的州長(governor) 為國家的叛徒。法蘭克福歌德大學金融研究的經濟學家最近針對TCMB政策的分析指出，根據土耳其央行在前十年的政策反應來看，平均而言，2010年到2014年間，土耳其央行的官方利率大約低了7個百分點。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埃爾多安如此關心利率，可能的動機的猜測(speculation ) ，包括試圖以較低的幣值率吸引(woo )對高利貸(usury)有宗教擔憂的選民。他的經濟顧問經常暗示往往暗示，有一個神出鬼沒的全球性“利率遊說團”試圖破壞土耳其的經濟。

Basci 先生預定在四月離開目前的工作，土耳其商人希望他的繼任者能夠得到更多的迴旋空間(leeway )來訂定可靠的政策。他們認為，該國的政治化的決定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必須為消費者債務激增負部分責任，消費者債務從2002 年 5% 的平均家庭收入增加到  2013 年的55％。信貸狂潮(credit binge) 使得土耳其消費者自覺富有，名義上(nominal ) 家庭財富在過去十年增加了兩倍，但廉價的幣值持續斷削弱土耳其的儲蓄率，2014年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6％，這是所有大的新興市場中最低的。

人為的低利率也將投資額吸引到回報更快的行業，如消費產品進口以及房地產炒作(property speculation)。根據IMF，從2012年以及2014年中期之間的信貸，專門(earmarked ) 用於建設的比例從不到50％上升 70% 超越其他各種貸款。在全國各地，漂亮的新屋，辦公大樓(office complexes)和商場都遠遠比新工廠要多。自2012年以來房地產價格上漲，一部份是由於放寬外國購買房地產的規定。在2015年7月，伊斯坦堡一所房子的平均價格為約比去年同期上漲了20％。

國內儲蓄的下降也使土耳其對國外融資更加依賴，他的外債已接近 4000 億美金，佔GDP的50％左右。其中很多是短期的，而絕大部分的是私人的。去年七月惠譽評級機構，將土耳其單獨分出來，認為是大型新興市場中最容易受到美國的利率長期上漲預期影響的國家。美聯儲十二月最初的動作是小於預期的，但仍土耳其仍在評級機構得到不佳的評價。穆迪和惠譽都將他的主權債務放在最低的投資等級，而標準普爾則將其評等為垃圾。

經濟學家指出，外國直接投資在2007年達到約220 億美金的高峰，但自那以後一直呈下降趨勢，在2014年滑到125億美金左右，去年同期則維持相同水平。外國公司在最近幾年在土耳其並沒有大的收購案，也沒有推出任何大的新建項目(greenfield projects)。這部分是由於對於新興市場的普遍謹慎(wariness )，但也部分由於土耳其的政治動盪(political volatility)，疲軟的貨幣，相對較高的通貨膨脹，位居中東鄰近區域，以及對於法治的疑慮。 “這個政府習於在比賽開始後改變規則，”一個傑出的經濟專欄作家說。 “如果一家外國公司擔心他不能在法庭上捍衛自己，那他為什麼要投資？”

由於AK黨在選舉中的成功，新政府的種種跡象只有部分讓人放心(reassuring)。他做了昂貴的競選承諾，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更高的養老金和更多的社會支出，部長們也提到提高基礎設施的投資以促進經濟成長。一位埃爾多安的資深顧問暗示，今後黨在財政上可能會比過去少一些謹慎(prudent) ，旨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增加競爭力。

局外人如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土耳其經濟學家和企業，則提出不同的優先順序。收緊貨幣政策將增加儲蓄並降低通貨膨脹，這對經濟會有一個有用的連鎖效應(knock-on effect )。勞動市場必須變得更加靈活，教育必須更加緊密地適合勞動市場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從上而下的態度轉變是持續成長所需要的。一個複雜的(sophisticated ) 市場經濟無法在"因為忠誠而得到好處"下運行。 “他們曾經奉獻，為了公眾利益而犧牲，”伊斯坦堡新聞編輯說。 “現在，他們則利用國家的再分配(redistributive )力量為自己奪取。”